【Dunkirk】Distance for A Touch（Farrier/Collins）- 四
太太神仙写文！！！！
……TAT “下”都已经那么长了结果还是没能写完。
……等完结了再把前面的改成一、二、三、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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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for A Touch - 【四】
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就像唯一一根电线被剪刀咔嚓剪断，所有的灯都同时熄灭了，所有的投影画面都同时消失了。一道黑色的闸门在他面前沉沉落下，把世界关上。
他甚至没有时间对身后爆炸的那枚机炮炮弹作出反应。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几分钟、几小时、还是几天几夜——他感觉不到差别。
他只是浑浑噩噩地跳过了这段没有任何记录的空白，从一个断点直接跳到了下一个断点。
第一个回来的是声音。
声音很远，又或者说，像什么人隔着三十公分厚的墙在另一侧用力捶打，而墙内只能隐隐听见些许闷响。
渐渐地，闷响变得越来越硬实。墙换成了木板，有砰砰的拍门声在一公分不到的地方响起来。
然后他猛地发觉那是他自己在咳嗽。
“咳咳咳……”
当上半身由于咳嗽而重重抽搐起来，痛觉也回来了。胸膛的一阵阵震荡带动了腹部的痉挛，钢针般的疼痛扎在背上，他像绞成一团的湿毛巾，水分仿佛要以冷汗的形式从他那里全部逃出去。
周围有人。
陌生的声音和陌生的语言零零碎碎地掉下来，像有谁把一个个带着棱角的、生脆的音节塞进他的耳道。他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昏沉沉地在那些斯拉夫语系的小舌音里艰难摸索。
一个明晃晃的光圈落到眼皮上——手电筒，有人正一边照他的脸，一边用手扳开他的嘴，在检查什么。
光线太强，他的眼睑剧烈颤动，终于微微撑开一条缝。
“……我有，肺结核。”
他用英语说。血痰堵在喉咙里，没办法一口气把话说到底，但他坚持。
“别，靠近……可能会，传染。”
大约因为词语发音相近，围住他的那些陌生人似乎听明白了，松开手，后退一步。手电筒的光一下子拉远，他恍惚睁大眼睛，终于分辨出自己正躺在一个军用三角帐篷里。
“Tuberkulóza（肺结核），”其中一个人说，“on potřebuje doktora（他需要一个医生）。”
——捷克语。
医生这么告诉他。
医生在一座由旧监狱改造而成的临时医院里。比起医院，看上去更接近精神病院，尤其是那些还来不及拆除铁栅栏的房间，墙壁只匆匆粉刷过一次，遮不住过去囚犯在墙面上留下的斑斑血迹。
他就住在这样一间病房里。普通病房已经满了，况且他并非“普通病人”。
他刚刚被送进来时神志一直时有时无，在担架上混混沌沌地睡过去好几次，直到医生把他叫醒。
一根手指在他正上方左右摆动，像在测试他的眼睛能否跟上。
“如果能看见我的动作，就点点头，可以吗？”
他花了一些时间才让目光聚焦到那根手指上，追逐手指的位置变化，最后轻轻点了点头。
“很好，先生，非常好。”
手指移开了，取代手指成为目光聚焦点的是医生那副琥珀色老花镜上厚厚的两块镜片。镜片上映出一张瘦削的、微微苍白的脸——他的脸，连他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医生继续提问：“你知道今天的日期吗？”
不，他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在战俘营里数着日日夜夜，直至他意识到每数一天，都是他们失去对方的又一天，于是再也数不下去。
没有等到回答，医生自己说出来：“1945年2月2日，今天的日期。”
他的眼睛微微眨动了一下。那么，还有四个月——离那个人下次过生日还有整整四个月。
“你能说话吗，先生？”
他没有说话，却点点头。
他不确定自己能说多少。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英国人。”
“你的名字是？”
“……Farrier。”
医生压低下巴，以便于老花镜从鼻梁上稍稍滑下去一些，直接通过两只眼睛注视他。
“我的意思是，全名，先生。”
William Emmett Farrier——缩写为“W. E. Farrier”，用钢笔记在一张发黄的小纸片上，穿上细绳，系在钢架床的床尾充当临时的登记卡，和这间医院的其它方面一样落后。
这里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在捷克建立的傀儡政权，在苏联人连续十几天的猛烈空袭下已经摇摇欲坠。
捷克本土的独立运动组织也纷纷加入了推翻德国统治的最后一战。他和其他在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战俘被其中一个组织的巡逻队发现，带到了他们在苏联占领区内的这间医院。
负责照料他的医生早年曾在利物浦待过一段时间，是这里少数能讲英语的医护人员之一。
食物和药物都很紧张，完全靠苏军提供的卡车一车接一车拉进这座山谷，然而卡车一周只来一次，有时候两周一次，毕竟支援前线部队更重要。
而对于肺结核，他们甚至没有药。药根本不存在，比黄金更贵重的链霉素只会出现在实验室里。
当时治疗肺结核的通用方法就是让病人静静躺着，不能大声讲话，不能阅读书报，不能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就只能硬邦邦地躺在床上十几个小时，理由是“为了防止肺部受到任何刺激”。然而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形同监禁的疗程有可能持续两年。
“我办不到，”他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但他的手在发抖，“我不可能等两年，我要回英国。我必须回去——”
“你在开玩笑，”医生严肃地看着他，没有接受任何玩笑的意思，尽管他们都知道那不是玩笑，“先不说你以目前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活着回到英国、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波兰港口是不是还在德国人的控制下、船主肯不肯让一个肺结核患者登船，你要是现在出去，我敢保证你连一半路程都走不完就已经死在德国人或者苏联人的机枪下。”
这些他都明白。
可是他想回去，想了五年，想得发疯。
“有人在等我，”Collins在等我——他哑着声音说，“求求您，医生，让我回去，让我回家。”
“你应该知道我的回答，”医生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我不能让你回家，至少现在不能。但，你可以写信。”
他并不是不想写信，而是他的手无法再“写”信了。
他好几次尝试着自己提笔颤巍巍地在纸上写字，可钢笔总会一次次地从他只有部分知觉的手指间掉落，掉到地上，墨水和灰尘一起沾得到处都是。
负责看护他的那位护士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只会说几句磕磕巴巴的英语，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于是拉来了另一个住在这里养病的英国战俘。
“我可以替你写，”那位来自诺丁汉郡的年轻人看着他双手上陈旧的狰狞枪伤，立刻明白过来，表示自己非常乐意代劳，“你想写什么，只要告诉我就行。”
——不行。
他闻言久久盯着年轻人手上的笔以及笔下一片空白的信纸，张了张嘴，却半晌没说话。
——我想写的，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真正想写的，即使在双手还能好好写信的时候，他也不能写出来。那些话语只能一句句刻进心脏，深深埋藏在内。
战时的信件，尤其是跨国信件，都会被双方的情报部门一一拆开检查，以免有人从事间谍活动，在信里泄漏军事机密。他们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军事机密，但仍然是机密；一旦写出来，一旦公开，这封信很有可能会把Collins送上军事法庭，送进监狱里。
快五年了。
而他甚至无法写一句“我想你”，更无法写那句“我爱你”。
“To my dearest friend——”
他听到自己缓缓开口。
他的信很短，很平静，平静得连代笔的那位年轻人都有些懵懂，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伤痕累累的人能用一种描述第三者的语调描述自己，所有的残酷都只字不提，默默留在了信纸外。
譬如信的开头第一句“I am fine”。
譬如淡淡一笔带过的“手受伤了，目前不能自己动笔”。
譬如没有说明原因的“医生建议我留在捷克再稍稍休养一阵子”。
譬如结尾部分提到的一间小酒馆，只说“等我回去，等到六月的第二天，我们再一起去那里喝酒”——仿佛这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日常书信，写在暖融融的春日阳光下，而不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上。
信写完了，装进信封。
他在这时候摇了摇头，没有让年轻人把信封封上，而是要来另一张信纸。
他把食指伸进墨水盒里蘸了蘸，左手扣住右手手腕，让自己的动作尽可能稳一些，接着慢慢地在第二张信纸上涂写出一行字。尽管手指在微微打颤，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所以写出来很端正。
他低下头，耐心地把墨水一点点吹干，再把信纸一点点折好，最后放进信封。连同他的心一起。
“那么，收信人是？”
年轻人指着信封问。
◆
收信人是Ainsley Alan Collins——没有缩写为“A. A. Collins”，而是把全名工工整整地拼了出来，让这封信能准确无误地送达。
每周一次的卡车除了运送食物和药物，还充当了邮差的角色，把捆得结结实实的一大包信件递交收发室，顺便取走需要寄出的那些。
“不用天天来，”收发室里的那个圆鼻子老头用带着浓浓捷克口音的破碎英语说，“不，没有那么快。卡车得先把信件送到五十英里外的一个小镇邮局，再由邮局分批送到港口，送上邮轮。不，没有邮航，所有能飞起来的东西都用来运送士兵和武器了。”
他仍旧天天来，仿佛收发室在没有卡车到来的日子里也能意外地分拣出一封属于他的信。
老头也放弃了，不再唠唠叨叨地强调信寄到英国至少需要一个月，从英国寄回来也是一样。当然，前提是邮局和卡车还没有被炸烂。
即使一切顺利，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之间也还隔着一千四百英里。
即使一切顺利，他和Collins之间也还隔着一千四百英里。
哪怕仅仅是一个触碰，他想，默默地闭上眼，我和你之间，也还有一千四百英里的距离。
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像钟摆一样在一个个小时间机械地摆动，每天以同样的规律运作：十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用餐，然后在护士的监督下静静地躺三个小时，如果期间没怎么咳嗽的话，还能获准坐起来读一本书。午餐之后再静静地躺三个小时，然后在晚餐开始前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
说是“自由活动”，其实并没有太多“自由”。
他的“自由活动”被限制在病房与收发室之间一条长长的走廊上，面向一片空地，远远可见连绵不断的厄尔士山脉隔在他和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中间，看不到海，更不可能看到海对面的岛屿。
他看着空地上的白雪一层层融化，继而消失，露出底下湿润的泥土，看着早春的青草从那里面抽出一些细嫩的芽，渐渐拔高，在一天比一天暖和的风中静悄悄地摇头晃脑。
然后他知道，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Collins始终没有回信。
他依然天天去收发室，不再询问有没有他的信，只是默默地靠着墙坐上一个小时，然后回去。
他说，他过来是因为收音机，不是因为信。
收发室的老头微微看他一眼，别过脸，并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指出他根本听不懂捷克语。
收发室里的确有一台收音机，机型老旧，右边的喇叭已经失灵，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收不到信号，入春后总算渐渐能听到一两个电台了。德占区的傀儡政府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叫嚣要把支持盟军的叛党全部处决，而苏占区则一直在宣扬苏联在东线战场上的捷报。
即使没有老头的翻译，他也知道苏联人最近频频获胜，因为卡车送进来的物资越来越多了，有一次甚至带来了一批小型医用器械，包括一台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X射线机。
医生立即用那台机器给他拍了一张片子。
“这里，”医生指着肋骨下一个隐隐显现出的白色环形对他说，“这就是肺结核的病灶。”
环形所在的位置是左肺叶，正对心脏，看起来像挖出了一个黑漆漆的空洞。
看着X光片的他忽然笑了。
——原来，那里真的有洞。
医生说他的病灶旁边已经开始出现一点点白色颗粒，那是钙化的前兆，而且他近来也不再咳嗽，证明他很可能正在慢慢痊愈，也基本不具传染性了。但谨慎起见，还需要继续治疗一段时间，只是自由活动的范围可以不再受限制。
“你的意志力很强，先生，”医生感慨道，“当初刚刚见到你时，我一度以为你不可能坚持下去。”
不，他无声地回答，我很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说四年多的战俘生活像活生生煎熬了二十年，那么，他等待回信的这短短三个月就像过完了一生。
他以为直到他一生结束，等待也不会结束。但是他错了。
他的等待结束在一个晴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下了三天的雨终于停住了，白橡树的枝叶微微散发出一股湿润的、清冽的初夏气息，山雀在不远处鸣叫，透过铁栅栏一格一格印到床单上的阳光有着无比温和的颜色，让他想起小时候在孤儿院厨房里见到的刚刚烤出来的金黄色松饼，又轻又软，暖洋洋的——正像那个人的头发一样。
他和往常一样六点起床，洗漱，用餐。
他已经不需要再静静躺上几个小时了。放晴了，他可以出去散步，甚至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
“先生。”
收发室的圆鼻子老头见到他时顿了顿，似乎犹豫着要不要开口，最终还是叫了一声。
他停住了，像轮轴的铰链忽然间卡住一样，停得很不自然。
他看到老头微微抬起手，手里捏着一封信。他的背脊一下子绷直了，目光锁在那上面，双脚一动不能动，半天迈不出去。
“卡车半小时前来过，”老头的捷克口音听上去比平时更浑浊，似乎刻意没有把字咬得很清晰，“这个，是你的——给你。”
老头递出那封信。信封反面朝上，也许这也是刻意的。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一把抢过了信，紧紧抓在手上，粗声喘气。
然后他发现——他见过这个信封，在三个月前，他亲手把它用胶水牢牢封好，亲眼看着它被放进需要寄出的信件当中，最后被卡车带走。
他的手微微发抖，把信封翻过来，正面朝上。几经辗转而变得脏兮兮的信封上盖着一个英国邮政的方形印章，方框里面的字母一如方框本身，方正，死板：“RETURN TO SENDER”。
没写日期。
没写理由。
在信封的正中，有人用黑色墨水在收信人一行上匆匆画了几根潦草的横线，划过那个人的名字。可能是寄送途中有些受潮，其中一根线的墨迹微微渗开，“Collins”的“C”被渗出的黑色填埋了一半，仿佛把这个名字和名字的主人从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静悄悄地抹掉了。
“哈。”
他听到自己轻轻惨笑一声。
肺里面的空气似乎全部用在了这一声上，肺叶轰然坍塌下去，迅速揉成两团皱巴巴的废纸，无法再呼吸。阳光直射在信封上，眼睛里映出的那些字在刺眼的光下慢慢变得苍白，碎开，碎得他都看不清了。
他见过这样的信，五年前就见过，不止一次。
五年前开战以后，空军基地开始陆陆续续出现这样的信——往往都是家信，在后勤处盖上印章，退还到原地址，不写日期也不写理由，让随后寄出的那封阵亡通知书说明一切。
阵亡。
“不，”他不知道他在对谁说话，想说服谁，也许是那个用怜悯的眼神默默注视他的老头，也许是他自己，机械般一再否定，“不，不是，他没有。”
这时，不远处的收音机里突然传出几下呲呲的电流声，背景音乐戛然而止，一名男性主持的声音冷不防插播进来，用捷克语匆匆说了什么。
收发室的老头第一个跳起来，大叫一声。
紧接着在场的捷克护士们也纷纷捂住嘴，一脸震惊的样子开始哭泣。
收音机里的人又用俄语把刚刚的话复述一遍，最后换上一口夹带着浓浓鼻音的英语：“今天早上从法国兰斯传来消息——德国已经投降，重复，德国已经投降。”
他怔怔地抬起头，像一脚踩进云层里。地面仿佛凭空消失了，他茫茫然握着手中的信，踉跄地向前走了一步。
五月的阳光和四周海潮般涌来的声音一同倾泻而下。
“德国投降了！”
“战争结束了！”
得到消息的人们嘶喊着，欢呼着，用不同语言宣泄同一种激动情绪。
越来越多的人涌出房间，涌上过道，一面奔跑一面疯狂地大喊大叫，把手头上能抛起来的东西都抛向天空，向所有迎面而来的人祝贺，互相拥抱，不管他们是否认识。一些人发出了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疯癫大笑，而另一些则仰起头喃喃感谢上天，更多的人和同胞们围成一圈，泣不成声。
——战争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他的等待也结束了，无论是哪一种。
他泥塑般硬邦邦地站在那里，有人跑过去时撞到他的肩膀，把他撞退了两三步，也有人又哭又笑地给他一个拥抱，接着又去拥抱下一个人，还有人见他表情恍惚，便走上前用手狠狠地摇晃他，对他大声叫喊：“是真的！是真的，伙计！战争真的结束了！”
是真的。
他微微发出一声抽噎，眼泪不知不觉滚下来，许多年都使不上力气的双手却在这一刻紧紧攥住了信封，低下头，任由泪水一滴接一滴打湿那个被笔匆匆划去的名字。
是真的结束了，一切。
所有人都沉浸在战争结束的狂喜中。
没有人问他为什么慢慢跪到了地上，失声痛哭。
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在经历了漫漫的五年动荡后终于落幕。
1945年6月2日，他找来一包香烟，在那些铁栅栏下一杠一杠投落的晦涩光线中轻轻靠住墙，把烟点着。
因为肺病的关系，他已经戒了半年的烟，但他现在又重新开始了。
病痛不再是主角，所以他需要另一种能麻痹他的东西。
发现这件事之后惊慌失措的护士不得不跑出去找医生。等医生匆匆赶到时，他正好抽完了第四根，浓重的焦油和尼古丁深深灌入呼吸道，他一阵咳嗽，肺部久违地隐隐作痛起来，却没有多加理会，伸手取出第五根烟。
医生一把夺过来，怒气冲冲地问他是不是想死。
他说是的。
医生愣了愣，哑口无言地看着他，半晌才回答：“那么我只能遗憾地通知你，Farrier先生，你可能需要推迟你的计划——因为他们准备把你送回英国了。”
“他们”是指英国政府在战后负责战俘回收工作的军方人士。
与西线战场不同，东线战场主要在苏联人的控制下，英国派遣的运输机需要征用他们在东欧地区的机场，这其中必然少不了一次次的谈判和统筹，再加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在德国投降后仍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动乱，回收工作非常困难，但一直在进行。
医生所说的“准备”实际上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九月中旬的一个阴天，他最后一次在那间带着铁栅栏的病房醒来，穿上已经穿旧了的微微发皱的夹克，把床铺收拾干净，把桌上的书一一摆好，向那里所有关照过他的人致谢，道别，然后将寥寥无几的个人物品放进一只帆布包，只有那封信放在最贴近心口的衬衫口袋里，踏上归程。
苏联的卡车把他和其他人送到五十英里外的一个小镇，一辆挂着英国旗的运输车在那里等着，完成形式上的交接后一路开到捷克边境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把他们送上一架Avro-685式运输机。
“你是空军？”负责登记资料的年轻士兵顿了顿，目光从登记簿移到他脸上，接着移到他明显已经残疾的双手上，“我的意思是——飞行员？”
对方身上那套许多年没有见过的蓝色制服像一根细小的刺，悄悄然刺痛了眼睛。
他低下眼，在回忆里另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身影刺痛他的心之前。
“曾经是。”
他曾经是一个在燃料耗尽后仍能击落一架轰炸机的传奇，却阻止不了战争夺走他的一切。
现在的他，只不过是一个憔悴的、一无所有的中年男人。
现在的他，只不过是空壳而已。
偌大的运输机机舱内几乎没什么人交谈，或许因为困倦，又或许因为在战争结束的狂喜渐渐退却后他们回到了现实中，回到他们很可能无法再适应正常生活的彷徨不安里——“一盒生锈太久的螺丝”，有人这么形容，经过长时间的折损渐渐变形，即使送回工厂也不能再用了。
他坐在角落，微微侧过头抵住机舱的舱壁，闭上眼，似乎飞机升空时轰隆隆的巨大引擎声是唯一能让他放松的东西。
他又回到了当初他翱翔过的高度。
他又回到了过去。
一种没有杂质的蔚蓝沉淀到他的心底，一如天空，一如那双眼睛。他假装它们都在，都伸手可及。
一千四百英里的距离在短短五小时过后就会消失，他知道。但生死之间的距离，永远不会。
五小时后，他在运输机的滑轮重重刮过地面的一刻睁开眼，下意识直起身，封存了五年却还没消失的惯性让右手本能地做出一个握住控制杆的动作，然后自己怔了怔，半晌后把事实上并没有握住任何东西的手慢慢收了回去，这才发觉半边胳膊已经压麻了。
圆形舷窗的玻璃上有一行行水迹划出斜线——外面在下雨，或者说下过，因为阳光照亮了玻璃外那层水雾，正是他印象中典型的英格兰初秋天气。
空勤人员拉开机舱舱门，微微调整了一下佩着金色飞翼徽章的侧边帽，朝他们敬了一记军礼。
“欢迎回家，先生们——”
机舱里的人一个个站起来，动作很慢，像一部部零件老化的机器。他听到其中几个人在低声啜泣。
他默默地别开目光，转而看着舷窗以及舷窗外一别五年的故乡的土地，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人觉得眼角那里流下的东西只是玻璃上雨水的投影。
他档案里的病历一栏写着“肺结核”，不知被谁用笔重重圈了好几下，标注了一个叹号。
于是他并不意外地得到了“您需要立即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的安排，在落地一小时后，他被安置到一辆小型军用救护车上，在运送途中接受一些基本的身体检查。
“空军医院，”给他量血压的人告诉他，“距离伦敦二十四英里，旧址在‘闪电战’时被炸成平地，两年前重建了。我们可以替你把消息带给你的家人，让他们知道去哪里探望你。”
我没有家人。
他在心里说。衬衫口袋里那只盖着印章的信封还在，皱巴巴的，因为长期翻弄而磨出了毛边。
他没有家人，当这封信退还到他手上时就没有了。
他让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在家属一栏上填上“无”，居住地址也是，毕竟他的手写字困难。后者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带着同情，细声细气地对他说会有护士带他到候诊室里等待下一步安排。
候诊室是一个大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用白色的挂帘隔出几个隔间，各放着一张木椅，一张小板桌，还有一个装着消毒药水和医用工具的矮橱柜，墙上贴满了各种英语告示——不再是捷克语或俄语。我回到了英国，这个想法在十个小时的辗转后终于有了一点点实感。
他坐在木椅上，把微微发黄的信封从衬衫口袋里取出来，拆开。
这封信应该在它的目的地而不是寄出地被拆开。
两张信纸出现在信封里，一张由别人代笔，而另一张是他自己写的。与其说“写”，不如说是“涂”，用手指蘸着墨水慢慢地涂在老旧的纸张上。
——Per Ardua ad Astra。
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话。
长方形的信纸在那时候被他小心翼翼地折成一只纸飞机，一对机翼角对角地叠在一起，压平之后放进信封。
能看懂的人自然能看懂，前提是能看到。
他轻轻翻起纸飞机的两片机翼，平展开，让这个小小的纸制品在他手中变得立体。
窗户在挂帘的另一侧。夕阳的光影影绰绰地透过布料，给这架单薄的飞机刷上一层橙红，仿佛那天在敦刻尔克海滩上燃烧的那架喷火——编号R9612，他的一号机，他至今清清楚楚地记着。
门在这时候开了。从他的角度看不到门，只听到门锁拧动时轻轻的“咔嚓”一响。
护士是刚刚领他过来的那一个，他认出了她的声音。
护士带着另一位病人。
不是他这样的新病人，不是第一次来，因为护士并没有像跟他解释第一次会诊的流程那样叨叨絮絮地解释些什么，也没有询问任何细节，只问一句“您一个人没问题吗”。对方大概是点了点头，她说完“好的，请坐，医生一会儿过来”就关上门出去了。
候诊室渐渐恢复安静。他没有说话，不去打扰这样的安静，也不去冒昧打扰挂帘另一侧的人。
他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细响，似乎是手在什么东西上缓缓摸索造成的。
接着他听到来者迈出了一步，两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了脚步声里的克制和不自然，像是无法把握方向，所以每一步都走得很慢。
他不由得抬起眼睛。
黄昏的余晖浅浅地印在白色挂帘上，看得到窗后一段树枝婆娑的投影，也看得到从窗前走过的一个身影。影子在风轻轻吹动帘布的时候一时远，一时近，但可以大致看出是个男人，手指修长——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对方的手一开始时微微碰到了挂帘，并在上面摸了摸，以此确定方向。手指的影子一道一道落在那层布料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开始跟着脚步一起缓缓向前移。
他看着那只手的影子一路划过，像船桨在河流中静悄悄地划开一片水波，沿着挂帘一步步走近，走到了他的身侧。
突然“砰”的一声。他猛地回过神，发觉是隔壁那张木椅被什么撞到了，很可能是不小心踢到的。
那只手收回去，接着木椅咔哒咔哒地响了几下，位置被扶正，不再动了。
然后挂帘上的人影慢慢转过身，在那里坐下来。
——眼睛看不见，大概。他默默思忖道。
两个人并排坐着，虽然另一侧的人应该不知道他的存在，而他也不打算让对方知道。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比较轻松，反而是一种暂时性的安宁，特别是对于他们这样的“病人”。
傍晚的风习习送进窗户，帘子一阵拂动。手上的纸飞机也微微颤动起来。
他想把那只纸飞机收好，放回信封里，但手的动作有些迟钝，一不小心没拿稳，纸飞机借着一丝风匆匆从他手指间挣脱，在半空中做出一记非常漂亮的滑翔，朝地面俯冲，一下子从挂帘的帘摆下面穿过去，“啪”的一声轻轻撞在那个人的裤腿上，最终在鞋边停住了。
糟糕。
他暗暗屏住气，想在对方发现自己之前悄悄伸手过去把东西捡回来，造成一切从未发生的错觉。
他的速度的确更快，比那个人早一步碰到了纸飞机。
但那个人的手在他还来不及抽回手的时候碰到了他——那本来是一个摸索动作，五指是张开的，碰到的时候几乎是握住了。
他僵了僵，没有动。他觉得他的存在可能吓到了对方。
而那个人确实轻轻抽了一口气，却不是因为他的存在。手并没有放开，反而握紧了些，拇指抵住了他手背上的疤痕。
“老天，”一个声音低低响起，带着少许苏格兰口音，“您的手怎么了？”
他的呼吸声忽然间消失了，心声也是。脉搏沉沉撞在太阳穴上。
手底下嘶啦一响——是纸飞机发出的，因为手无意识做出了一个抓揉动作。
可能是觉得自己过于唐突，也可能以为他的动作是在抗拒，那个人微微松开手，正要收回去，却在那一刻突然被他反过来一把抓住了。
“先生？”
轻轻的一声询问有些迷茫。
他一动不动，手也没有动，牢牢抓着。手指在发抖，抖得厉害。
“先生？”
那个人第二次开口询问，但这一次声音比刚刚要低，像觉察到了什么。他没有回答。
那个人安静下来。至少，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但手腕里面一下又一下的跳动传到了他手指上，明明很细微，却有一种铁锤打在耳膜上的巨响摇撼着他的心脏。
半晌，那个人的另一边手慢慢放到他的手背上，似乎也有些抖，从那块可怕的疤痕开始，逐一抚摸他的指节、他的指缝、他的每一根手指乃至手指弯曲时的每一根轮廓线，仿佛在用这种方式读出有关于他的故事。
故事是一个曾经读过的故事。
除了那个深深刻进去的枪伤，除了更瘦、更粗糙些，别的部分都一遍遍读过，背过——不可能忘记。
于是第三次询问换了一个词。
“Farrier？”
即使过了五年，即使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副空壳，当这个声音沙哑地叫出他的名字，他仍然那么轻易地被结结实实填满了。
时间像一下子倒流回起点。他们从未分开，而所有的疼痛、挣扎、孤独、失望与绝望，也从未发生——
他狼狈地笑了一下，没有声音，只有带着哽咽的气息在微笑中一点点涌出来，眼泪顺着他轻轻跪下去的动作落到地上，一滴，两滴，抑止不住宣泄而出。千言万语都埋在那点点滴滴之中，埋在那个名字里。
“Collins。”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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